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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学泰:读书是我唯一的嗜好

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?读书有什么目的?我答不出,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。

王学泰

平生没有什么嗜好,只是喜欢读书,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!

——王学泰(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)

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?读书有什么目的?我答不出,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。现在应人写自己的读书经历时,又遇到这个问题。我想,这大约与自己开智识的时候家贫有关系吧!许多爱好的养成是需要钱的。例如喜欢音乐,最起码是要有钱买件乐器经常操练;好武也要有钱拜师学艺。唯有读书,找来一本书看就可以了。有钱,固然可以买;没钱,也可以借,而且,借来的书往往读得更认真。

近一二十年“气功热”,气功师们的口头禅是“富学武,穷学文”,他们把气功是列在“武”的范围之内的,这样说的目的是找信徒们要钱(虽然,各种气功门派都把“德”作为练好气功的“首要条件”),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钱的人可以去读书。因为穷,又有些精力,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读书上,一卷书在手,可以反复读,躺着读,坐着读,甚至上厕所时读,都无不可。久而久之,便成了爱好,甚至成为了嗜好、癖好。读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,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烦恼和痛苦,因为什么事情一成“癖”,往往是苦多于乐的,因此,苏轼也说:“人生识字忧患始。”对于我来说,烦恼的来源大约有:

其一,因为读书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和明白了许多道理,这便是烦恼的根源。古代哲人有云“巧者劳而智者忧”,虽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,但是许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,北京人讽刺那些遇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说“别打听,打听到心里是块病”,也就是说多知多懂没有什么好处。大家嘲笑“忧天倾”的“杞人”一定不是“鼓腹而嬉”“一枕黑甜”之徒,然而,那种饥而食、困则眠不是许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吗?

其二,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年不让读书的历史(当然,担负着教化众生之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,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鼓励人们,特别是青年要“多读书,读好书”,那种对读书的限制和扫荡是通过对“好书”的定义和种种政策表现出来的),现在年轻人对这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。

这大约与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一样,困难时期,有些瘾君子甚至卷茶叶抽,问起他们,有人说没有烟抽的痛苦更甚于没饭吃(那时也是没有饭吃的时期)。对于我这个爱书人来说,没书与没饭的痛苦是相去无几的。困境中,实在没书看时,棋谱、教科书、文件汇编我都用以“遮目”过,好歹消磨一些时日。那个时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为看书而犯忌,经常会招来不虞之灾。前几年,有人写文章说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

写这种文章的大约是个浪漫的人,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,没有享受过“读禁书”带来的泪和血。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为私藏和阅读明朝野史,父子两人皆被处死;民国期间湖南某女学生因为读郭沫若的《落叶》而被枪毙;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有人因为传抄张扬的《第二次握手》而被判死刑。历史真实总是与“诗”有很大差别的。如果说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就绝不会感到它富于诗意了。况且,“文革”之中,当时的“左派”不是向其管辖的平民百姓宣布禁止什么书籍,而是只开放些什么书,如毛著、马列、鲁迅,后来还有一些由三结合班子(即领导出思想、群众出生活、“作家”出文字的三结合)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“小说”(如《虹南战斗史》一类)。

个人作品许可看的只有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、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、章士钊的《柳文指要》等。其他一概在严禁之列,统统被送进了造纸厂。劫后侥幸留存下来的书籍好像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,到处被通缉,不敢出来随便见人,除非是至爱亲朋才有可能互相串换一阅。当然,这种极端的情况只是在“文革”初中期存在,林彪垮台以后略有好转。

中国从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发展到敌视文化、敌视书籍——闻读书则掩耳而走绝非一年两年之功。1957年反右以后,在青年学生中展开了“红专”辩论,在学术领域中提倡“厚今薄古”,批判“厚古薄今”,并开展了“插红旗,拔白旗”的运动。而此时我正上高中,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时期,对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兴趣,很爱读书,此时就被列为“白专”,不时地会得到同学的“帮助”和批判。对于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,这些待遇给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可以想见。因此,在那个时期读书给我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是伴有许多痛苦的。

当然,不能说读书没有给我带来快乐,上面说了许多读书带来的烦恼,然而我还是不能放弃读书,就是其中的乐趣远远大于烦恼。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中说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。陶老先生所云,真是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,可以把这些“会意”写成文字发表出去与大家共享,这更是无比快乐的事。又如,《李白与杜甫》中对杜甫的批评,许多内容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。使我这个爱杜者特别气愤,可是我当时没有发表文章的资格(即使有这个资格,也不许批评某权威对杜甫的丑诋,因为有个最权威的理由:“毛主席不喜欢杜甫”)。新时期以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《读书》1980年第3期上,就是批评《李白与杜甫》的,郁积了多少年的不平,才得以发摅,其快可以想见。

另外,心仪已久之书,突然在书店或者图书馆发现,并得以买到或借到也是极其快意之事。真如辛稼轩词中所说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这种快事是大量的,经常发生的。“文革”时买到《钱注杜诗》、《仇注杜诗》;对八股文有兴趣时买到了梁章钜的《制义丛话》和商衍鎏之《清代科举叙录》;研究秘密会社时买到了李子峰的《海底》、日人平山周的《中国秘密会社史》;读到杨宪益的名句“好汉最长窝里斗,老夫怕吃眼前亏”,又得到先生赠送的《银翘集》,这些都是其快难与外人言的。

还有一个意外的快事,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,拿到两万元的研究经费。这笔经费不许买电脑、照相机等高档用品,唯有对买书没有限制,于是,我几乎把它们全部交给了书店。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购书的乐趣。过去买书虽然也有乐趣,但是毕竟因为收入少,每当看到自己满意而又价格不菲的书都要不自觉地摸一摸钱包,有时书太贵了,又遇到非常想买的书,此时便不免踌躇再三。陶渊明有诗云“贫富长交战”,对于我来说则是对所爱书的渴望与囊中羞涩的交战,这种“交战”的心态,充斥于整个的购书过程中。

而有了这笔基金之后,除买了一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如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佩文乐府》外,还是买了不少我所喜欢的书的。例如《点石斋漫画集》,对我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,价格昂贵,可以不买。可是我又十分喜欢这部书,这次有了基金就买了一部。这便是买书之乐。然而,书多了又生出了一种过去不曾想到的苦恼,那就是居室狭小,有了书,没有地方存放。自己有的书,需要时却难寻芳踪,还要到图书馆去借,这也是过去不能想象的。

(以上摘自《坎坷半生唯嗜书》,王学泰著,商务印书馆版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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